当前位置: www.7727s.com > 风俗习惯 > 正文

李孝迁: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时间:2019-11-27 02:47来源:风俗习惯
原标题:李孝迁: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学界主要是从其反封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来

原标题:李孝迁: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有关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基本特征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建立和发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学界主要是从其反封建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的角度来探讨的,这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从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来源的西方史学主流思想话语和梁启超建构新史学所处的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主题来看,上述观点亦有值得再探讨之处。众所周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因此,十九世纪西方史学界乃至文化思想界的主流话语无不以民族的、进化的历史观念和政治观念来解释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受此影响,西方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各领域变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和动力。中国近代以来的种种变革或称之为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借助和运用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其中,史学界传播和运用民族主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先锋和代表人物,民族主义不仅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有根本性地位,亦是其新史学思想建构的支柱之一。他的新史学实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民族进化史观上的民族主义史学。这种新史学范式的建立对整个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学术界对此作过一些讨论,但不够深入。[1]本文拟就梁启超民族主义新史学的建构及其对中国现代新史学建立的意义发展进行探讨。

19世纪末以来,西方、日本各种思想资源在中国的流布,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人们对史学的认知和理解发生了重要转折,包括什么是历史,历史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评论历史人物与事件,如何解释历史等,皆与传统史学分道扬镳,呈现崭新的面貌。

一、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萌生

图片 1

十九世纪末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开始萌生。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是梁启超萌生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社会现实根源。而严复和康有为等人宣扬的西方种族论和进化论,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梁氏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形成的初步理论来源。同时,从梁的《西学书目表》等文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他接触了《泰西新史揽要》之类的史地着述,这些着述所描绘的近百年西方民族国家迅速崛起和相互争雄的历史,使他对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变革自强的意义有了直接和初步的认识。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梁启超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萌生主要表现在:一是提出进化论意义的“变”的思想;二是宣扬竞争进化性的种族竞争论;三是提出了民族国家性的“群”和“国群”的概念。

众所周知,自从达尔文进化之说兴,历史观念为之大变。进化论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有关进化论的文本是严复所译《天演论》,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等观念经常被运用于历史解释。但是,《天演论》被史家直接参考引用并不多,反而其他一些不起眼,乃至学术价值不高的西方、日本的译本,起到了更为直接的作用。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史学界最为风行的一本史学理论教材,集中阐述进化史观,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直接或间接受此书的影响最大。对于历史是什么,浮田完全以进化的眼光理解,深刻形塑中国读书人的历史观念。不论对社会进步的阶段做何种划分,社会进化论皆强调人类历史存在阶段式的推进,犹如生物由一种形态进化为更高一级形态,井然有序。进化论原本是从生物学领域中归纳出来的理论,英人斯宾塞把它泛化到社会领域,提出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如同生物,亦存在生长、发展,整体内的各个部分互相依存,一部分的变化会影响到其他部分。浮田和民则把历史视为有机体,如同社会、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发达,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由一个阶段发展到更高一个阶段,不断上升。《史学原论》只是诸多思想资源中较为重要的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思想输入中国,对史家的观念皆有所改造,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化论影响之下的思维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家思想世界的底色。

关于“变”的思想。梁启超说,天地间没有不变的,“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2]具体到历史观上,就是继承和发展康有为的历史观,宣扬糅合儒家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历史进化论的三世进化观。他说,“春秋立三世之义,以明往古来今天地万物递变递进之理,为孔子范围万世之精意。”“《春秋》者,所以治万世之天下也。凡天下万物之不能不变也,天理也;变而日进于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者也。……要之,天地万物之情状虽繁虽赜,而惟三世可以驭之。”[3]在1898年到流亡日本后,梁的这种思想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依然用今文经学的三世说来阐释历史进化论,说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野蛮人、半开化人和文明人三级,“其在《春秋》之义,即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4]

中国传统史家缺乏追求公理公例的愿望,故梁启超批评旧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1902年梁启超承袭浮田《史学原论》,发表《新史学》,提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历史应讲求因果关系,探寻公理公例,已然成为历史书写的一大宗旨。历史惟有讲求因果关系,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才能增进人类的幸福。近代史家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史事间的前因后果,颇可怀疑,但他们至少在宣称以追求公理公例为目标。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提升为局部的公例,并以此解释历史现象。大多数史家视中外历史发展如一,公理公例皆可适用,具有普世性。

那么,历史怎样进化的呢?受严复《天演论》的直接影响[5],梁启超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竞争进化论,将人类历史视为种族竞争、优胜劣败的历史。其《变法通议》说:自大地生物形成至今的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争种族而已’。……此生存相竞之公例,虽圣人无如之何者也。”那么,各种族如何才能在竞争中致胜呢?首要之事便是“合种”。他说,种族出现时同是劣种,而后才有战胜劣种的优种,“何也?数种相合,而种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广,则其改良愈盛。而优劣遂不可同年而语矣。”要而论之,“大抵其种愈大者,则其战愈大,而其胜败愈有关系。善为战者,知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故专务沟而通之。”他还以中国史作论证,说:“自汉以后,支那之所以渐进于文明成为优种人者,则以诸种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并存。”[6]因此,黄种人要想在与白种人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合黄种之内的各种族。主张合种、特别是合国内各民族参与国际竞争,显然是近代民族历史进化观。

“历史者何?所以载其演进发达之阶级也”。进化史观强调人类历史犹如有机体,进化历程之中必经种种“阶级”,由一个阶段向上一个阶段不断爬升,向一个更高级的目标挺进,达到美善的境界,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一条线性发展的轨迹,“人群进化,级级相嬗,譬如水流,前波后波,相续不断,故进步无止境”。而人类历史进化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必须经过每个阶段,但是,“人类进化先后之秩序,各国皆同,惟各国进化之年代不必尽同”,文明发展有先后,“此为万国各族所必历,但为时有迟速”,为“历代万国之公例”,“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历史应该表现出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一个时代进化到另一个时代,后者优于前者,一浪推一浪,阐明“社会进化之阶级”。中国史家热衷于历史分期断代,或受此影响。后来大部分中国历史叙述强调分期,放弃以朝断代的做法,让中国历史呈现出不断向前发展的总体趋势,无疑与阶段论的历史思维有渊源关系。

关于“群”和“国群”的思想[7]。梁启超说,“群者,天下之公理也。”“群者万物之公性也。”“物之以群相竞,斯固然矣,至其势逼而率相近者,则其相竞也尤甚。”[8]他进而论述了“群术”的重要,提出了“国群”概念,论证了“群”与国家的必然关系。他说,所以能有千万人群而成的国和亿兆京垓人群而成的天下,“则岂不能群乎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抑吾闻之,有国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国群则至矣”,“欲灭人之国者,灭其国之群可矣。”[9]强调“群术”和“国群”的重要,并以西方“施之国群则至矣”作为价值论断,表明梁启超已意识到要以“群术”将中国人凝聚为近代民族国家。故,张灏先生指出:“带着‘群’的思想,梁正从儒家合乎道德自发产生的有机社会关系的文化理想向一个早期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迈进。”[10]“国群”论是梁启超“合种”论的发展,亦是其民族主义国家观形成的基础。梁的这一思想是对严复《天演论》有关思想的进一步阐发。他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

20世纪中西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即是具体单个人在历史中的隐退,这一取向与中国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学截然不同。中国近代史学之所以与国际接轨,不能不说受到西方尤其是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对晚清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西人是英国的斯宾塞。他虽不是史学家,但是他的史学观念却被梁启超称誉为“教人以作史读史之方”,对中国近代史学取向有关键性的作用。单个具体的人物不再是历史书写的对象,群体化的人“事”始为历史的主体。彼时新史家所鼓吹的“民史”,不是为某一人写专传,亦不是为某一群人写列传,而是叙述制度、学术、宗教、技艺、产业、风俗等“进化之状”。“人群”“社会”引入历史,则要求历史书写从单数向复数的转变,不再记载个人、专写帝王将相,应该叙述一个群体发展的历史。历史不是单数个人与事的记载,应该阐述复数人与人、事与事、群体与群体内部的有机关系,进而发现其中的公理公例。如果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那么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确实难以实现这个目标,唯独与章节体相似的纪事本末体或能满足此需要。章节体被广泛采用,正配合了中国史学“人的隐退”取向。纪传史学由中心退为边缘,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进化论引入历史,使史学观念发生革命性的改变。“重事轻人”成为史家之常识,亦成为评判史著高低之标准。如此,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历史写作模式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群进化为中心的章节体历史写作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趋势。

不过,此间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还不明确和系统,并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色彩。他讲进化史观,是以今文三世说来比附和诠释的。他提出蕴含民族国家性质的“国群”观,也只是向儒家大同世界终极目标过渡的中介,他说:“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记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其斯为天下群者哉!”[?]

既然历史书写的对象是人群、国家的历史,而不是“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那么涉及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就不能如旧史家以单个人物和事件的善恶为标准,而应以是否顺应历史进化之大势为准则,顺之者美善,逆之者丑恶。旧史家驾轻就熟以春秋微言大义褒贬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以社会进化的眼光评论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则是陌生的。晚清以来经过进化论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国读书人慢慢地接受、习惯用进化维度评论人与事,从历史发展大势解释历史人物的行为,而对旧史家所特别在意的善恶,不仅忽视,反过来还批判以伦理道德褒贬人物的做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不是从普遍的人性善恶角度立论,即旧史讲褒贬,以善人为法,恶人为戒,而是从所谓“整个历史”“整个民族”是否受益为出发点,对个人行为“不致有过分的苛责”,那些“若干人民”的生命、价值、尊严在滚滚历史洪流中皆微不足道。如此一来,中国历史上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评判,与旧史家出入甚大。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淡化人性的普世价值,成为进化史观乃至唯物史观的显著特征。

二、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全面建构

借助各种管道,诸如教科书、通俗读物、报纸、学校教育等,与进化论有关的思想元素扩散到各个角落,形成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干预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以及行为选择。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运用这类思维,很多场合并非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如历史背后有因果关系,历史存在阶段性变化,单独个人的隐退,评论历史缺乏人性维度等,只是思维方式受进化论影响所表现的诸多样式之一,其形式甚为繁复。因为要了解任何事物,必须追溯其过往,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到现在的样子。进化史观强调过去、现在、未来彼此相联,了解过去,是为了知道现在,指导未来,换言之,未来并不是不可捉摸的,而且通过研究过去,知道未来的趋势。作为历史学家,具有双重任务,在知识层面,要善于发现“进化之公理公例”,在实践层面,史家的责任是“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正因为历史为解决现在问题、指引将来道路有如此大的作用,所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史家不仅是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研究者不是抽离于历史,而是要探索历史趋势,然后参与到历史过程中,推动趋势尽早实现。这一观念到左翼史家那里又有进一步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思维方式虽大行其道,但受众所表现的样式则千差万别,或选择性接受,或互相对立,并无同一性。关于历史分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史家采用上古、中古、近世区分法,但李泰棻《中国史纲》、陈恭禄《中国史》同受进化论的影响,却仍然主张以朝代分期。因为他们认为上古、中古、近世区分只适合于西欧历史,若用之于中国历史,则削足适履,武断牵强。总之,经过进化论的思想改造,形成了新的强势话语,原先那些属于主流的话语,逐渐被边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隐而不彰。随着时间推移,当史家自我审视线性思维的不足,有些“异端”声音始被人所注意,方彰显出思想的魅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大量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思想出现重大转变。[?]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史学思潮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宣扬近代民族主义和寻求在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成为他着述的主题,他的近代民族观及其史学思想最终形成。

责任编辑:

梁启超接受了卢梭、伯伦知、斯宾塞和布伦奇利等思想家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在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他说:“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语风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质,其公同心因以发达,是固建国之阶梯也。”[?]又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十八十九两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此一大主义,以万丈之气焰,磅礴冲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脑中,顺之者兴,逆之者亡。”[?]民族国家思想“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强盛之国乃立。19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近代欧洲的进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那么,如何培养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精神呢?梁启超认为,根本途径在于史学教育。《新史学》开宗明义提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中国旧史学虽很发达,但因存在四蔽二病及三恶果,使人“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职此之由。”故此,要实行民族主义,就要在中国进行一场“史学革命”,“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和《新民说》等论着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以民族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的性质、任务、基本内容和功能,建构起了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体系。

关于新史学的性质,梁启超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所谓的人群进化即是种族进化。他说:“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又说,“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21]也就是说,无人种或种族即无历史,人种或种族进化即是历史。史学便是叙述以种族为单位的人群进化并探求其演化规律的学科。以种族指民族,将两者等同,是当时思想界一普遍现象。[22]梁启超的上述论述,表明新史学本质上是以民族进化史观为基础的史学。

编辑:风俗习惯 本文来源:李孝迁:进化论与中国史家的思维方式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