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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春秋︱逃亡与拯救:八十年前的犹太难民潮

时间:2019-11-20 08:52来源:世界史
撤离到英国的这些孩子大部分最初被送往英国东海岸的安置营,许多人很快便被分配到了各自的英国寄养家庭,旅馆和农场。这些幸运来到英国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

撤离到英国的这些孩子大部分最初被送往英国东海岸的安置营,许多人很快便被分配到了各自的英国寄养家庭,旅馆和农场。这些幸运来到英国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很少有人与自己的父母再次团聚。因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往往是家庭里在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远征军由250名军方人员组成,他们卸掉了制服上的军徽,以红十字会的标记代之。进入德占区后瑞典人不得不在集中营里一个接一个地寻找目标。4月初,绝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囚犯—包括400名犹太人,都已成功找到。“白色巴士”远征军于4月中旬到达特雷西恩施塔德,从这座集中营内,他们带回了423名犹太人。此后,“白色巴士”将行动焦点放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他们居然从那里救出了7000名妇女,其中一半是犹太人。历史学家估计,为“白色巴士”所拯救的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区的囚犯约有2万至3.1万名,其中犹太人有5000至1.1万名。

第二天英国内阁便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并决定执行一项名为“Kindertransport”的儿童撤离行动。根据最初的法案英国政府将放松一定的入境规定,允许未满18岁的少年儿童在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情况下进入英国,对允许进入英国的难民数量没有限制。因为最初根据犹太难民机构认为进入英国的犹太儿童最多也不过5000人。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40年5月14日,因为德军入侵荷兰封锁了欧洲大陆所有前往英国的港口,最后一班船搭载着74名孩子离开荷兰艾默伊登前往英国。当时依然有很多等待撤离的犹太儿童滞留在比利时和荷兰,但人们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最后都死在了纳粹和他们的合作者手中。

1933年德国开始排犹后,英国和美国对犹太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内民生状况恶化、失业率急剧上升,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情绪弥漫,严格限制乃至拒绝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移民入境的主张一直居于上风。英国不但严格限制犹太难民进入本国,而且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国联委任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大门。前已提及,拥有庞大犹太社团的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入境加以种种限制。另一方面,出于对纳粹的痛恨和对犹太人的同情,英美各界人士,包括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做了一些救助犹太难民的善事。特别是到了战争后期,随着纳粹大屠杀的真相逐渐披露,救助犹太人已经成为英美社会的共识,两国政府的政策也随之调整。从1938年到1945年的长时段看,英国救助犹太难童和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是两个“有限救助”的典型案例。

1938年12月2日,在“水晶之夜”发生三个星期以后,第一批近200名儿童抵达了哈里奇。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近1万名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到英国。

他的侄子回忆道:“从1940年5月10日到这座城市被占领之日,餐厅、画室和领事办公室都允许难民任意使用,男女老少挤满了屋子,大多数是老人和病人。…… 叔叔因为劳累过度而生病了,下不了床。他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将领事馆的全部设施向所有难民开放。”

1938年11月15日,德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发生5天之后,在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地的犹太团体向英国首相张伯伦呼吁,要求英国政府临时允许没有父母陪伴的犹太儿童进入英国。

1940年1月30日,DORSA官员与多政府签署了协议:“共和国……同意给予定居者及其后代完全的机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免受骚扰、歧视或迫害,给予完全的宗教自由……民事、法律和经济权利,以及其他人类生而拥有的权利。” 然而,由于的潜艇战以及同盟国运输军队和物资对船只的需要,难民的迁移极其困难。在该计划开始的第一年,只有50名犹太人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些犹太难民定居在当时还是丛林的索苏阿,每户领到80公顷土地,10头牛,一头驴和一匹马。DORSA从巴勒斯坦请来了基布兹的专家,向索苏阿移民传输集体农业的知识。专家们还帮助难民设计并建造了肉类加工厂、黄油和奶酪工厂。美国参战后,海上交锋愈发激烈,横跨大西洋变得更加艰难,但是仍有少量难民陆续抵达多米尼加。

随着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加剧,所有的志愿者都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他们根据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危险程度来排出优先级,对于那些即将被送往集中营或逮捕的青少年,被威胁驱逐出境的波兰少年儿童,孤儿院里的犹太儿童,父母已经被送进集中营的孩子都是优先考虑的对象。这些孩子一旦被选中,他们的监护人将获得登船和离境的详细时间。每个孩子只能拿一件没有贵重物品的小型行李箱,并只能携带少量的金钱。

美国安大略堡紧急难民庇护所

这些犹太儿童来到英国后的资金最初由犹太团体承诺提供,并保证不会成为公众的经济负担。每个孩子在进入英国时都将有50英镑的担保,以资助他们最终通过英国再次移民。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孩子只是在英国做短暂停留。

着名的密尔经学院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在上海阿哈龙会堂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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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英国拯救了上万犹太儿童的撤离行动 他们成家里唯一的活口

当时,茨华登迪克也正在想尽办法帮助犹太人。此后一段时间,他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的护照加盖了“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获得这个印章的犹太难民又从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处获得了去日本的中转签证,从而逃离了立陶宛。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随即占领立陶宛,没有离开那里的犹太人全部被杀害。获得中转签证到日本的数千犹太难民无法获得去美国的签证,也没有去库拉索,最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而幸存下来,其中包括欧洲最有影响的密尔经学院的全体师生。战后,密尔经学院在纽约和耶路撒冷重建。至今,该院师生每年都要来到上海,以纪念他们逃离大屠杀的难忘经历,也感谢荷兰、日本外交官和上海市民的救助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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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虽然远离欧亚大陆的战火,却也难以避免遭受世界大战的冲击,欧洲犹太难民试图在拉美寻找避难地,就形成了这样的冲击。1941年前,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向犹太难民打开了国门。到1941年后,由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不断披露,拉美不少国家都开始接受犹太难民。到二战后,拉美更成为许多欧洲犹太难民包括来华犹太难民的新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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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伦堡还在布达佩斯租了30幢房子,供这些“瑞典犹太人”在等待转移期间居住,并宣称这些房子都是不可侵犯的瑞典领土。在这30幢房子里,共藏匿了近1万名犹太人。瓦伦堡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尽可能多地救援犹太人。有人描述了他的一次冒险经历:“他爬上火车车顶,透过尚未被封死的窗户,向车里的人分发保护通行证。德国人命令他下来,可是他全然不为所动……发完护照后,他让所有拿到护照的犹太人下车,走向附近停着的大篷车,这些车都喷成瑞典国旗的颜色。我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他的确拯救了好几火车犹太人的性命。”1945年1月,苏军到达布达佩斯,那里仍有9.7万名犹太人幸存。1月17日,瓦伦堡前去与苏联军方协商,从此失踪。1957年,苏联宣告瓦伦堡已死于监狱。为表彰瓦伦堡的功绩,以色列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美国也授予他荣誉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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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宣布他为“国际义人”。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国际义人”称号授予典礼上,格吕宁格尔对自己行动的解释是:“那施予救援的倾向,根植于我深刻的基督教信仰和我的世界观……上帝一直在以一种充满力量的方式帮助我。”瑞士对难民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模糊政策,提供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整个二战期间,约有29.5万名难民通过或滞留瑞士领土,其中51129人是没有入境签证的平民,约3万名犹太人在瑞士某处找到了避难所。

最初前往英国的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孩子,后来随着纳粹侵略版图的扩大,英国接纳了包括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但泽自由市的儿童。

正是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面临绝境的犹太难民想到了当时世界上唯一无需签证就可进入的大都市上海。从1933年到1941年,通过上海进入中国的犹太难民超过3万名。除数千人后又去了第三国之外,至1941年12月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避难上海和中国其他城市,这一数字比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受的犹太难民的总数还多。描写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保护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下面的案例不为人尽知,但这段历史不容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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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德军攻占波兰,大批波兰犹太人涌入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对于这些犹太难民来说,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如何在德国人来到之前离开这个国家?为此,他们必须获得某个国家发的入境签证,至少是中转签证。在这紧要关头,荷兰驻拉脱维亚大使暨波罗的海各国代表德克收到一位荷兰籍犹太人来信,询问去荷属殖民地库拉索是否需要签证。德克回信告诉他,进入库拉索无需签证,但需要获得该岛总督颁发的登陆许可证。德克明白,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证,但他突然想到,“去库拉索无需签证”的印章也许能帮助犹太人获得其他国家发放的中转签证。于是,他立即通知荷兰驻立陶宛代理领事茨华登迪克可以在犹太人的护照上加盖这一印章。

前文已提到,1938年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了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会上,32个与会国家中只有拉美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了解到多米尼加愿意接收从事农业的犹太人之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立即创建了一个特殊的组织,名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定居协会(Dominican Republic Settlement Association, DORSA)”,随后资助该协会在多米尼加城镇索苏阿购置了26000公顷曾被开垦为香蕉种植园的土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疯狂反犹,造成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及其占领区,形成了冲击全球的犹太难民潮……

英美两国在压力下对犹太难民予以有限的救助

英国救助犹太难童

拉丁美洲各国对犹太难民的救助

玻利维亚

1944年4月初,负责“犹太事务”的纳粹高官艾希曼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将匈牙利的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三分之一充当劳工,其余的则在毒气室里处死。从5月15日至7月8日,共有437403名犹太人被运走。7月7日,匈牙利总理霍尔蒂在国内外压力下停止这一行动。几天后,瑞典驻匈牙利公使馆一等秘书瓦伦堡(Raoul Gustav Wallenberg)抵达布达佩斯。他与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群体密切合作,向匈牙利犹太人发放特制的“保护通行证”。拥有此通行证的人,将被视为等候遣返的瑞典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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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布利兹因西匈两国关系恶化而离开布达佩斯,佩拉斯卡承担起了救助犹太人的任务。他宣称:“布利兹已留下特别指示,在他不在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任命我全权履行他的一切权力与职责!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正式外交代表!”此后,佩拉斯卡竟成功地令匈牙利和德国官员都相信,自己就是西班牙政府的新代办。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任何官方外交职位。一天早上,他前去布达佩斯的约采夫法罗斯火车站寻找两名被劫走的犹太儿童。他找到这两个男孩后,催促他们赶紧上他的黑色别克轿车,这辆车悬挂着西班牙国旗。此时,一名德国士兵走过来,命他交出孩子。佩拉斯卡厉声对德国士兵说,自己的车属于“外国领土”,如果他碰这两个男孩,就触犯了“国际法”。德国士兵遂推开佩拉斯卡,试图抓住孩子。正在双方推搡扭打之际,一个纳粹官员走过来,命令士兵别再管那孩子。然后他告诉佩拉斯卡:“走吧,尽管带他们走吧。反正迟早他们得死。”此人就是臭名昭着的阿道夫·艾希曼。还有一次,一批人闯入西班牙庇护住宅,掠走了一些犹太人。佩拉斯卡再一次及时出现,并警告这伙人的头目,这一行动将破坏匈牙利和西班牙的关系。于是,那些人不得不将犹太人交还给佩拉斯卡。历史学家认为,佩拉斯卡和布利兹共救助了大约5200名犹太人。他俩都被以色列授予 “国际义人”。

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成为大屠杀幸存者的重要移民目的地。超过2万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移民到了该地区。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已有一个活跃的犹太社团的阿根廷,也有不少人前往玻利维亚、墨西哥、萨尔瓦多、巴西、巴拉圭、巴拿马、智利、哥斯达黎加等国,其中包括不少来华避难的犹太难民。

1941年10月,纳粹开始禁止欧洲犹太人向外移民。此时,索苏阿的犹太人口达到顶峰,共500人,DORSA已投资约一百万美元。1944年,索苏阿的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DORSA开始给予定居者私有产业。犹太居民们此后专注于畜牧和黄油、奶酪的生产,乳业生产也日趋繁荣起来。战后,尽管一些人迁居美国或以色列,另一部分人仍选择留下。此后,索苏阿一直有约25户犹太家庭。多米尼加的大部分黄油和奶酪消费都由他们的乳业生产供应。在索苏阿犹太会堂的边上,有一所博物馆。馆内展览的最后一行解说词是:“索苏阿,生于痛、长于爱,终将代表生命的胜利。”

1938年12月1日,第一批难童离开柏林,并于次日抵达英国。1939年9月1日,就在二战爆发之时,最后一批成功获救的难童离开德国。此后,营救工作被迫结束。此次施救行动的范围相当广,除了德国以及德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包括波兰和但泽市。整个施救工作的重心前三个月在德国,之后转向奥地利。从 1939 年 3 月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起,后又转向捷克斯洛伐克。在波兰和但泽的施救工作,主要于1939年2-8月进行,但只救出了3车厢的儿童难民。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不少独立的英国组织、家庭和个人,也为营救儿童难民作出了贡献。例如“青年阿利亚” 和德国犹太人理事会(the Council for German Jewry)两组织,出于为巴勒斯坦培养农业人才的目的,将数百名年龄较大的犹太难童接到英国,再设法将他们送去巴勒斯坦。史勒辛格一家不仅从德国营救了12名犹太儿童,而且为他们建立了一个青年旅馆。被誉为 “英国辛德勒”的温顿 ,几乎凭一己之力,从捷克斯洛伐克成功救出难童669名。拉比舍恩菲尔德成功营救了数千名犹太人,其中难童达300人。

葡萄牙外交部对门德斯的行为大为震怒,并命令他立即返回里斯本,还派遣了两名“密使”,将他“挟持”至葡萄牙。当门德斯抵达西班牙城镇比亚里茨时,发现西班牙边境警察正依照葡萄牙政府的请求阻挡波尔多领事馆所发签证的持有者通过边境。门德斯最终还是成功说服西班牙警察,使犹太难民拿着“波尔多签证”通过边检站。门德斯回到里斯本后,葡萄牙外交部解除了他的职务,还剥夺了他应得的所有政府津贴。1951年,门德斯去世。1966年,以色列宣布授予他“国际义人”称号。22年之后,葡萄牙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1996年,外交部重新给予他领事资历,并决定对他的家庭“作出赔偿”。人们会永远记住门德斯说过的话:“对于我曾经做的一切,我毫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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