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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在于他创造出一种历史记忆,

时间:2019-11-27 08:52来源:世界史
以上两大基石——十字军入侵的复现与从中世纪汲取经验教训的需要,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历史理论和政治观点。实际上,这一对待过去的巧妙手法的真实力量在于其灵活性。阿拉伯民族

以上两大基石——十字军入侵的复现与从中世纪汲取经验教训的需要,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历史理论和政治观点。实际上,这一对待过去的巧妙手法的真实力量在于其灵活性。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原本是两大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然而它们于“再解读”十字军东征历史为己所用方面,居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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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已在东方建立政权的法兰克殖民者而言,其迫切需要的绝非“武装朝圣”。四大十字军国家距离母国有数千公里之遥,强敌环饲,而臣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或东方基督徒。为了国祚长久,一方面需要缓和与邻近异教国家的关系,谋求某种共存共荣之道,另一方面,它们也急需天主教国家持续的军事援助和输血。而这两方面均与十字军东征的本质相悖。大部分领取十字架的西欧民众,将自己定位为朝圣者而非殖民者,这决定了十字军运动必然是周期性而非持续不绝的。由于缺乏制度性、常备的外来军事援助,一旦十字军诸国面临重大危机,西方的驰援往往缓不济急。初来圣地的欧洲贵族通常急于在同异教徒的“圣战”中建功立业,而本地出生的拉丁贵族则倾向于与之和平共处,这也导致了困扰十字军国家多年的主战派、主和派的内部倾轧。宗教狂热一方面给十字军战士带来了力量,也的确曾经创造奇迹,但也制约了政治家和将领做出理性的决策,面对敌人提出的优厚和谈条件,他们屡次错失良机。十字军史上两位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和路易九世的境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矛盾:平心而论,路易九世虽然两度亲征,但挽救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却是最终与萨拉丁握手言和的理查一世,然而,教廷给予封圣殊荣的却是两手空空的前者。潮汐一般的十字军东征逼迫原本离心离德的伊斯兰各国团结起来,而对十字军国家的自给自足反而造成了伤害。除非十字军运动彻底改弦更张,否则,黎凡特十字军政权的消亡将不可避免。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战”则颇为顺利,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欧人在地理上占据的天然优势。

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促使十字军东征的因素中唯独没有宗教因素,而是因为贪婪、或是在欧洲呆不下去、企图扩张领土而进行的纯粹的侵略战争。很少有人能证明十字军战士是为了宗教信仰而战。但近年来研究十字军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宗教信仰和贪欲、土地一样能使人产生暴力。最好的例证就是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5年11月27日,为使相互残杀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勤蒙附近向骚动的人群发出号召。他描述了穆斯林对那些希望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的惨忍待遇以及拜占庭的基督教徒们所蒙受的失败,然后号召所有西方基督教派前去营救他们东方的盟友。“他们将停止自相残杀,联合起来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为了上帝而战,而上帝将领导他们前进,在战场上战死则代表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恶。”伦齐曼写道,“在这儿他们又穷又不开心,到了那儿他们将富裕而愉悦,而且还成了上帝真正的朋友。”乌尔班教皇的号召具有革命性的神学含义:通过战争来赎罪。“这其中虔诚占了十分重要的因素。”里利-史密斯说道,“西欧天主教徒相信在东方与异教徒作战有助于他们赎罪,十字军东征和绝食绝水一样都是一种忏悔。这样的思想在基督教史中是头一次出现。”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准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世俗化的:主张在伊斯兰世界政教分离;提倡由政治领袖而非宗教领袖统治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同样地,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对十字军的宗教战争色彩意兴索然,他们关注的是外来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将自己与萨拉丁的成就对比的宣传价值。埃及总理(后来成为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54-1970年在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宣称,以色列的创立是“十字军的还魂”,是“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协议的结果”。纳赛尔还一再地将自己比作萨拉丁。优素福·沙欣(Youseff Chahine)的史诗电影《萨拉丁》(1963年,为当时投资最高的阿拉伯电影)在埃及制作,其男主角长相酷似纳赛尔——这绝非巧合,显然蕴含着对埃及总统的政治宣传。

交往拯救众生的消息以及获取功名的大好时机招引了很多有实力的欧洲君主。例如年轻的狮心理查大帝。他带领着他那支由骑士和农民组成的军队向东航行。象“狮心王”理查一世那样的远征军一直断断续续地小规模出现,持续了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从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到在1578年最后一次对摩纳哥的土耳其人发动的远征。尽管历史学家过去一直记述八次不同的远征,现在的很多学者认为“在法兰克人有能力占据他们在中东的附属国的两百年里,远征一直都在进入圣城”。正如卡恩.阿姆斯特朗在《圣战:远征军和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中写到的那样:“即使他们失去了这些附属国,君主和伯爵们还是很司空见惯的借着基督教的名义向耶路撒冷进军。”

埃及国徽、库尔德自治政府徽章上均出现了“萨拉丁之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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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大众和学术界对十字军东征的解读,越发呈现一种偏移甚至断裂的趋势。

十字军东征是彻底的失败,但欧洲的商人和旅客却通过东征融合于瞬息万变的世界体制之中。”《欧陆霸权尚未产生的时期--1250年至1350年的世界体制》一书的作者詹妮特.阿布-拉福德说道。对中东奢侈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意味着欧洲必须拥有自己的贸易商品,比如棉纺织工业品。刺激人们对东方商品产生兴趣其实对欧洲经济有正反两方面影响,即使是十字军最后的失败也隐藏着一些积极的影响。十字军东征的覆灭意味着能轻易获得亚洲贸易商品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欧洲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却依然旺盛。某些历史学家推测正是15世纪中东市场对欧洲商旅的关闭激发了欧洲人踏上寻找新大陆、并最终发现美洲的旅途。

十字军为拉丁欧洲带来的其他形式的改变更加有迹可循。实际上,大规模远征对诸如法兰西、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影响,当它们打破了宗族和贵族集团的藩篱之后,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骑士团的崛起对中世纪欧洲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拉丁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三大骑士团拥有与既有世俗、教会权威一较短长的力量。而十字军东征的广受欢迎则提高了教廷的权威并重构了中世纪王权的施行。它还对新出现的骑士观念产生了影响。通过创造新的苦修形式,圣战也改变了宗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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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主教会而言,十字军东征本质为一场“武装朝圣”和“武装传教”。领取十字架的巨大诱惑在于,它融合了服役和苦修的理念,并被认为最终能够洗涤参与者灵魂的罪恶。由于基督徒对原罪论深信不疑,对许多人来说,参与十字军东征是获得死后升入天堂钥匙的捷径。以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为代表的教皇鼓动教徒踏上讨伐异教徒之路,固然怀揣让基督徒寻觅救赎之道的希望,但更是为了巩固教廷的权威,让天主教势力远播东方。

西方的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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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十字军”一词在西方世界中的内涵越来越与中世纪时代不同,在许多政治家、学者、媒体眼中,只要是所谓“正义战争”,都可以将其包装为“新十字军”。1915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一场大会演讲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伟大的十字军”,然而,英军的主要对手却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也继承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扭曲的观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在1944年6月6日发布的“D日”(诺曼底登陆日)命令中包含着如下勉励盟军士兵的语句:“你们即将踏上一段伟大的十字军远征”。1948年艾森豪威尔关于这场战争的回忆性著作,标题便是《十字军在欧洲》。

那时萨拉丁苏丹驻扎在耶路撒冷的北面的山上。长途跋涉而来的基督教使者没有什么可以作为见面礼的东西可以奉上,他们只有投降。萨拉丁的部队一连好几天从北面的制高点向耶路撒冷城狂轰滥炸,最终炸开了圣斯蒂芬门。仅存的一些守城者认识到如果他们继续战斗的话,失败的结局会更加的恶化。就这样作为胜利者的萨拉丁在1187年的11月2日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对萨拉丁的军队来说,那是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基督教徒们已经把一些伊斯兰教的圣址亵渎了。阿尔阿克萨清真寺被当作了马厩。很多块据传是默罕默德由此升天的巨石被切成片买到君士坦丁堡。但是获胜的萨拉丁禁止报复行动,也就没发生死亡和暴力。成千上万的居民只需付象征性的赎金就可重获自由。萨拉丁和它的一个兄弟还给成百上千的赤贫者买单,并布置卫兵保卫难民的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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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欧洲人的发达并未改变他们所占领和控制的地区中穆斯林对他们的看法。“对阿拉伯人来说,欧洲人是无知的野蛮人,体力是他们无上的美德,他们的宗教是令人厌恶的大杂烩,他们的医学更是所有迷信的结合。”《十字军的王国--中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一书的作者、历史学家约书亚.普劳尔写道,“被征服的阿拉伯人从未感到过比征服他们的欧洲人低等,相反他们认为自己远比后者强大。”

当然,这一时期并非所有的西方十字军研究都浸染着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幻想色彩。在那些年中,更加精确、公允、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过,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导致近东、中东出现了权力真空,英法等列强纷纷插手,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对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又被赋予了为英法等强国统治正名的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景下,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情况变得越发明显。法国被国联委任统治“大叙利亚”,法国的外交官便试图通过引用十字军历史著作来强化自己对这块领土的声索。即便到了19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依然把法国加入十字军东征与20世纪初法国重新统治叙利亚相提并论,虽然不如米肖那般露骨,但它对大众认知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乔治.W.布什在“9.11”事件后向全国宣布“这次正义的行动、这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即将开始”(“Thiscrusade,thiswaragainstterrorism,isgoingtotakeawhile.”)时对crusade一词并非特指十字军东征。但他的这句话却像雷声般在穆斯林世界回响。这是他最不应该用的词,这使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敌对气氛升级,使本.拉登和其追随者找到了与西方和犹太入侵者对抗的言正名顺的理由。

著名穆斯林诗人、外交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1095—1188,曾先后侍奉过赞吉、努尔丁与萨拉丁)在代表作《沉思之书》中,便描述了他与拉丁人的交往。据说,他常常在十字军国家的公共浴室中邂逅基督徒熟人(圣地的公共浴室同时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开放),一些骑士与他私交甚笃,甚至提出将其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最令人称奇的是,当乌萨马希望在阿克萨清真寺(当时已被改为教堂,并且是圣殿骑士团总部)旁的小清真寺(也被改为教堂)祷告时,骑士们竟特意为他清场。这位穆斯林文学家、外交官俨然被奉为了上宾。

1187年的秋天,从被围困的耶路撒冷城出来了一位使者,他是来向埃及苏丹萨拉丁求和的。经过仅仅四天的猛攻,基督教的守城者明白萨拉丁把他们完全击败了。萨拉丁这位穆斯林的首领在城墙外的营帐中观望,他深知交战双方都有很多东西要由战斗的胜负所决定。对守城者来说,他们料想萨拉丁的愤怒正慢慢逼近。最后一次耶路撒冷城被基督教的侵略军占领的时候,城里狭窄的街巷都是血流成河。而对萨拉丁来说,夺取耶路撒冷是他扬名的时机。整个夏天,它的军队从北面一直打到圣城,一路上犹如沙漠风暴一般横扫基督教徒所占的采邑。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重新夺回被欧洲人侵占了88年的耶路撒冷城。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奇迹般的胜利以及十字军诸国建立之后,圣地之战似乎陷入了暴力、复仇的怪圈,基督徒和穆斯林均曾犯下兽行。当然,十字军东征也深刻改变了地中海历史进程,并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直到过了一个世纪才出现一位有实力统一穆斯林人的中东地区的领袖。萨拉丁重新夺回耶路撒冷后,这下轮到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了。作为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北部据点的泰尔的大主教急匆匆地乘着黑帆布船向西去意大利报告耶路撒冷失陷的消息。并带着一封求助的信和一幅阿拉伯人打败耶稣的素描。编年史学家认为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得知萨拉丁获胜的消息后,抑郁而死。他的继任者格里高利三世派出使者去传布要建立一支远征军夺回圣城的消息。“有一般判断力的人都该了解这个危险的严重性以及那些想喝基督教徒血的野蛮人的凶狠。”他说道:“那些亵渎圣址的人的目的就是要扫除上帝的威名。”跟乌尔班二世一样,格里高利三世承诺要以暴力来拯救世人。“他将会在上帝面前宽恕那些带着十字架收复圣地的人的一切罪恶,只要他们忏悔过并真心悔改。”来自泰尔的当代的编年史家威廉这样写道。

定居“海外之地”(十字军国家的统称)的法兰克人并非与世隔绝。虽然是“武装朝圣者”的后裔,但本地贵族总体而言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些拉丁人频繁地与黎凡特本地人民接触,包括穆斯林、东方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后来的蒙古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欧洲人能够与“东方”文化交流,甚至在理论上吸收后者。海外之地孕育的“十字军”社会的确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和西班牙人日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狂热粗暴相比,拉丁东方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却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即便对现代人而言,也不乏借鉴意义。十字军国家都市居民呈现多元化的特质(例如,耶路撒冷便依据信仰和民族,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人区、犹太人区,并保留至今),而小型乡村居民点则倾向于保持一致的宗教身份——一个十字军国家的村庄可能全部由穆斯林组成,另个一个则属于希腊东正教徒。大部分穆斯林村庄似乎由一位“赖斯”(ra’is,相当于头人)施行自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了保留。现存的同时期伊斯兰政权税收水平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治下穆斯林农民的处境并不差,他们的税负甚至低于伊斯兰国家的平均值。这也解释了在十字军占领圣地后,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穆斯林人口的迁徙或减少现象。甚至拉丁贵族本身,也开始“入乡随俗”,许多西欧移民受穆斯林影响,迷恋上了黎凡特的公共浴室,他们的饮食、衣着也开始改变,而一些统治阶层精英甚至和穆斯林贵族称兄道弟。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的随军教士富尔彻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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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另一端,经历了长时间的漠不关心后,穆斯林世界在19世纪中期开始恢复了对十字军的兴趣。1865年前后,操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基督徒在翻译法国历史著作时,第一次用“十字架战争”(al-hurub al-Salabiyya)取代了过去所用的“法兰克之战”(the wars of the Ifranj)。187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纳米克·卡迈勒(Namik Kemal)出版了第一部近代穆斯林的萨拉丁传记——该书的一大目的似乎是为了反驳当时刚刚译介至土耳其的米肖西方优越感甚强的十字军著作。威廉皇帝1898年对近东的造访可能正契合(甚至促进)了这种兴趣的高涨,第二年,埃及学者赛义德·阿里·哈里里(Sayyid ‘Ali al-Hariri)撰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的十字军史书,标题为《十字军战争大事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书中写道,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1876-1908年在位)近来试图将西方对穆斯林领土的侵占解读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哈里里表示:“苏丹所言非虚,欧洲如今正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对我们发动十字军。”与西方人借用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为自己的势力扩张谋求正当性如出一辙,穆斯林也开始运用这一“武器”为自己抵抗外来侵略提供理由,并鼓舞民心。西方人常用的逻辑是,耶路撒冷及周边土地原本便应是基督徒所有(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只是被穆斯林暂时“窃取”,既然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曾成功夺回失土并建立政权,他们有理由再度主张自己的历史权利。与之争锋相对,穆斯林则认为,圣地已由伊斯兰教徒统治数百年之久,既然历史上以萨拉丁、拜巴尔为代表的英雄曾成功击退十字军入侵,那么他们也有信心在现代重演先辈的辉煌。这便形成了东西方历史见解上的死结。

储备足够的粮草,所花的费用是他年收入的6倍。最后结局是他被俘虏并被勒索了40万英镑的赎金

原标题:十字军历史的近代回响

从乌尔班二世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今已有九个多世纪了,但仇恨和误解却依然存在。西方对伊斯兰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见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然而有人说目前西方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对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再一次进行十字军东征。“www.7727s.com,这样的类比对理解十字军东征和今天的现实毫无益处,这样做只是混淆概念而并非对历史的澄清。”凯达尔说道,“人们被搞糊涂,回想过去,他们反应激烈;审视现状,他们却变得麻木了。”因此在这种历史被仇恨和误解扭曲得几乎无法辨认的情况下,对过去曾发生的一切进行一个客观、公正、明晰的评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与此同时,英国则被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与法国相比,大英帝国在处理海外事务上显得似乎更加老练。1917年12月,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抵达耶路撒冷,他深知任何涉及十字军东征的论调或渲染胜利都可能会导致对当地穆斯林的冒犯。与威廉皇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艾伦比选择以步行的方式进入圣城,并且据说严格禁止部下提及十字军。不幸的是,其谨慎未能阻止部分英国媒体沉醉于胜利和中世纪联系起来。实际上,英国讽刺期刊《庞奇》(Punch)发表了一张标题为“最后的十字军”的漫画——狮心王理查从山顶俯瞰着耶路撒冷,台词是“我终于美梦成真了。”

基督教士兵们从十字军东征开始的1095年起,他激起了任何人都预想不到的热情。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发生了干旱和饥荒,并有流星雨作为先兆。派远征军从非基督教徒那里收复耶路撒冷的想法是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心驰神往。有一些象格弗雷和泰克莱德这样笃信基督教的骑士所领导,由来自法国,德国,英国以及其他地方拉丁基督教徒组成的军队穿越现在的匈牙利浩浩荡荡的向东方基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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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与蜂蜜”

1963年版《萨拉丁》中文海报。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扩张给当地的阿拉伯人带来了深重苦难。“对穆斯林来说,帝国主义是一个肮脏的词汇,他们不时回想起十字军东征时的惨状并将西方人视作魔鬼。”曾撰写过《十字军东征简史》的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乔纳森.里利-史密斯说道。愤怒的穆斯林时常用“十字军东征”一词来暗喻当时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至今仍是这样。“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就被视为现代的十字军东征。”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本杰明.凯达尔说道。

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它支持穆斯林应该由穆斯林教法统治的观念。但是,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更加热衷于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与现代世界之间建立牵强附会的联系。考虑到其宗教观点,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将十字军东征定义为对“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发动的侵略性宗教战争,唯一的应对之道是暴力的“吉哈德”(圣战)。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将西方帝国主义形容为“十字军精神的面具”,并指出:“十字军精神流淌在每个西方人的血液里。”他还声称,在西方插手黎凡特事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国际十字军主义”阴谋。按照赛义德·库特布的对历史的上述阐释,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恐怕将充满腥风血雨,永无宁日。1966年,库特布被埃及政府判处死刑。然而,他的理念依然影响了许多激进伊斯兰主义组织(从哈马斯到真主党)。

当远征军到达圣城,他们在他们的穆斯林敌人看起来就是一帮野蛮的家伙,无一例外。穆斯林都叫他们法兰克人。但是未开化的法兰克人还是挺坚毅的。1099年他们围攻固若金汤耶路撒冷城数周之久。最终格弗雷和泰克莱德攻破的城门,远征军一涌而入。经过了激烈的战斗远征军变得嗜血成性,他们蜂拥上城墙然后杀戮城里的居民,伊斯兰人犹太人甚至基督教徒都被无辜杀害。后来他们洋洋自得的吹嘘道他们是淌着齐膝的血海进入圣城的。他们血腥残忍让穆斯林人发指。“在当时已经把法兰克人当作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存在的一股实力的一些穆斯林人之中,他们从那时起就很明确的决心要把法兰克人赶出去。”英国史学家斯蒂芬.伦齐曼写道:“到后来,明智些的东方拉丁人试图找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共同工作的基础。但是大屠杀的记忆一直阻挠着找到那种基础。”

耶路撒冷国王赠给自己王后的“梅丽桑德圣咏经”,便是十字军时代欧洲艺术与伊斯兰艺术融合的一件艺术精品

他的话语打开了深入水库的仇恨。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贾巴.阿默德评论道:“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在于他创造出一种历史记忆,到现在还是挥之不去:即欧洲人对我们的屠杀。这遗留下来的记忆是深远的。对穆斯林世界来说,他们那时可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而且最富活力的文明体。远征军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对他们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与此同时,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大陆来说则是改天换地的契机。他推动着欧洲大陆从封闭的黑暗时代走向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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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丁和理查一世之间的战争是十字军东征的最高潮。因为这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首次大冲突,整整持续了三个世纪。尽管几次十字军东征,在现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变模糊了,但对穆斯林世界来说,十字军东征仍然依稀可见于他们的文化记忆中。当本.拉登宣布发动圣战的时候,他就指控美国带头发动了反对伊斯兰民族的又一次十字军东征。而且在去年被公布给其追随者的录像带中,他发誓要让世界重新见到萨拉丁挥舞刀剑,要让非伊斯兰教徒流血偿命

近现代伊斯兰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再解读”

只有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才被认为是欧洲人的胜利,因为在这一次战争中大片的圣地被拉丁基督教徒所占领,以后的十字军东征要么是一场浩劫,要么就是一些成功的保全了欧洲人的拉丁帝国在中东的据点的行动。但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是人们记得最清楚的,也许可能是涉及了一些英雄人物。例如英俊潇洒但是喜怒无常的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尽管他被人们认为是英武的典范,但是对他的对手来说他是个毫无怜悯心的家伙。他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王后埃里诺的儿子,在他1191年正值33岁到达生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战略家了。他跟萨拉丁看待战争的角度大相径庭。一场战争以后,他将抓获的俘虏中的1万6千人斩首,就在被俘虏的部队面前。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萨拉丁和理查在干燥的平原上鏖战,最终由于他生病了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人困马乏,他只好与萨拉丁议和,然后启程回国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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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现在同时也认为十字军东征运动实际上遍布整个欧洲大陆。象罗马教庭就用他来镇压基督教内的异教徒,同时也用来皈依那些剑拔弩张的非基督教徒

十字军东征的确有值得我们世界借鉴之处。它们的大部分教训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代依然常见。这些战争展现了信仰和意识形态在激起大规模运动、诱发暴力纷争方面的力量;它们证明了商业利益在化干戈为玉帛方面的能力;它们还成为了对“他者”猜忌、仇恨如何轻易被操纵的例证。但是,那种认为拉丁基督徒和黎凡特穆斯林在许多世纪前发起的争夺圣地之战与现代世界存在直接关联的想法会令人误入歧途。联系到“文明冲突”理论的走红和近年来中东、近东的剧烈动荡,我们更应该厘清史实,戳破那些歪曲历史真相的言论。至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本身,应该赋予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它沉淀于历史长河当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第一次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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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骑士阶层参加十字军则更困难,不是仅仅鼓吹一些反犹主义或是宣扬“圣地”的虚幻传说就能打动他们的。欧洲的骑士阶层正是教皇乌尔班二世所希望的战斗力量,但面临着死亡、疾病和被俘虏命运的他们,获胜的希望也是十分微弱的。除此之外还有更“世俗”的危险,那就是离开自己的领地后他们的土地和头衔会被人篡夺。而且如果东征失败了,即使这些骑士们侥幸返回,也会因“无法完成上帝指派的任务”而被奚落。为东征而筹集钱款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法国的路易九世1249年参加了十字军东征,他在出发的海港建造了隧道和高塔

1291年,随着耶路撒冷王国首都阿卡陷落,拉丁基督徒在黎凡特大陆的政治、军事存在烟消云散。这在西方世界中引发了广泛的震惊和焦虑。从1290年代起,欧洲人写下了大量详尽的著述,提出了各种方案试图“光复”耶路撒冷。人们讨论过对近东的新远征,一些甚至得到了实行——其中一个高潮是1365年塞浦路斯的法兰克国王率领基督教联军短暂地攻占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然而最终依旧铩羽而归。在14世纪及其后的岁月中,人们鼓动了多次“十字军”,但它们已是酒瓶装新酒了——被用于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教廷的政敌。因十字军运动而兴起的三大骑士团中,圣殿骑士团于1312年遭到解散,而医院骑士团先后在塞浦路斯、罗德岛、马耳他建立了新的总部,条顿骑士团则在波罗的海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后来的十字军能够夺回圣城,伊斯兰教徒直到20世纪初期还牢牢掌控着黎凡特。

但理查一世后来的确又回到了人们心目中,虽然形象有所不同。1917年土耳其管制下的耶路撒冷被英军占领,一名英国将领骄傲地宣称“昔日十字军战士们未打完的战争如今终于划上了句号”,而且英国媒介为庆祝这一胜利,特地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描绘的是理查一世俯视耶路撒冷城,其上的标题为“我的梦终于成真了”。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将十字军战士奉为其思想先驱。

无数东西方历史学者曾经探讨过十字军东征失败(或伊斯兰世界胜利)的原因。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恐怕源于十字军运动的终极目标与十字军诸国的生存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十字军东征虽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是惨败,但它结束了基督教国家间长久的纷争,而且对欧洲的文明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十字军东征开始让欧洲人对他们以外的世界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和其他战争一样,老兵们回到了故乡,但他们却见到了故乡的人们所永远无法见到的东西。”《上帝的勇士--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的理查一世和萨拉丁》一书的作者小詹姆斯.雷斯顿说道。老兵们带回的神奇故事在欧洲普遍传播开来。从12世纪也就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开始,欧洲的文学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许多传记和抒情诗。在一段所谓“黑暗时期”之后,大量描述十字军东征的史诗诞生了,如法国的《罗兰之歌》甚至被某些学者视作是“12世纪的文艺复兴”。

“我们西方人已经变成了东方人。这片土地上的罗马人或法兰克人成了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兰斯或沙特尔人成了提尔或安条克市民。我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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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列强对海外殖民地争夺加剧,一些欧洲历史学者开始“以今度古”,将十字军东征及十字军诸国的创立附会为殖民主义的前奏,并以此为海外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辩护。这一趋势开启了将十字军运动剥离其宗教背景的进程。19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米肖(François Michaud)出版过一套脍炙人口的三卷本圣战著作(额外的第四卷为资料来源),虽然此书精彩纷呈,却不尽符合史实,并且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米肖为十字军赢得的“荣耀”击掌叫好,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征服并教化亚洲”。他还将法国视作十字军运动的中枢,他甚至写道:“有朝一日,法兰西将成为欧洲文明的样板和中心。圣战对此助益良多,人们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便可一叶知秋。”米肖的著作洋溢着强烈的法国民族主义色彩,为了确认民族认同,不惜将圣地之战拖入了一种杜撰的“法国历史”泥潭。这树立了近代对十字军历史故意歪曲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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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世界史 本文来源: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在于他创造出一种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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