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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难之役与建文帝生死之谜

时间:2019-11-04 01:20来源:中国史
《纲鉴易知录》有“永乐六年夏五月,建文帝还滇”一条,称:“先是上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至善庆里,是月复还滇。”结合郑和第一次至

《纲鉴易知录》有“永乐六年夏五月,建文帝还滇”一条,称:“先是上命太监郑和航海通西南诸国,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帝东行至善庆里,是月复还滇。”结合郑和第一次至第三次下西洋的时间(第一次1405-1407年,第二次1407-1409年,第三次1409-1411年)来看,此文记载的“和数往来云贵间踪迹建文帝”,恐怕并非出于杜撰与猜测。

于是,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发动了“靖难之役”,借口是“清君侧”,其实是以声讨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直指建文帝。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当时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焚死,一说逃亡,究竟如何,众说纷纭,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谜的由来。

朱高炽在位一年就驾崩了,继承皇位的是明宣宗朱瞻基。朱瞻基在位十年,于宣德十年去世。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此时,乃为对建文帝敏感度的消弥期。

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经*而死,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在《建文逊国事考》中说:如果建文帝已经*而死,“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余年之久?”

敏感度的降温,并非敏感度消失。朱高炽固然不是朱棣,却是朱棣的直接继承人,是“靖难之变”的直接受益者,因此,正史对建文帝的记录仍是忌讳的。故,类似以上这样的文字记录只可能出现在民间,诸如类似《纲鉴易知录》的记载。

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

据《纲鉴易知录》最后交待:“建文帝既入宫,宫中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对朱棣一脉的皇室当局而言,这“不封不树”四个字,倒是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也正是由于这个“不封不树”,使得在所有的官方文件里,没有了建文帝的任何痕迹。也正是由于官方文字的缺失,才引来了民间的不同记录和坊间的各种传闻。而随着传闻的多样化和时间的消蚀性,遂使原来脉络清晰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历史真象,终于在真真假假的各种版本的传说中,逐渐演变成了至今难解的明朝最大的历史之谜。

明成祖朱棣为了粉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盖历史真相,销毁建文时期的政府档案,禁止关于这一事件的一切记叙。光有掩盖还不够,必须篡改历史。于是,这场政变被描绘成这样:建文四年六月,“靖难”的军队打到南京金川门,“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内侍数人而已,乃叹曰:‘我何面目相见耶!’遂阖宫*”。史家的春秋笔法已经显露无遗,对朱允炆既不称惠帝,也不称建文帝,而径直改称“建文君”,以表示他并不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因为无脸见人,才畏罪自杀。燕王朱棣则显得高风亮节,捐弃前嫌,立即派遣太监前往救援,无奈来不及,太监把“建文君”的尸体从火中找出,报告燕王,燕王哭着说:果然如此痴呆?我来是为了帮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浑然不觉,而走上绝路!这分明是史官的粉饰之言。

几百年来,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踪迹,始终成为人们不懈探究的历史之谜,试图探究建文帝的下落。正因为建文帝己经成了历史之谜,故此诱人去探谜、去解谜;现写此文,意图再探历史之谜。

此后几年,建文帝奔走于云南、贵州、四川之间。永乐十八年十月,在程济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登高不待东翘首,但见云从故国飞。”流露了他此时此地思念故国的复杂心情。永乐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东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关切地问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说:近来强饭,精爽倍常。于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吴江史彬家中。

朱棣起兵,谓之“靖难”,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效周公辅成王”,可就在他因“靖难”而攻破京城后,他要辅佐的“成王”却不知了去向,这难免会使人们心生疑窦,坊间遍布疑云。此“疑”乃是朱棣的心头大患,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他能否坐稳那张龙椅。由是,斯时就成了对建文帝问题的绝对敏感期,而朱棣对这一时期内的敏感人物的处理也特别残酷。

以上是野史根据传闻描绘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生死之谜,在几十年以后,终于有了一个真相大白的结果。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永乐五年夏六月,建文帝白龙庵灾,程济出山募草。”为了给“踪迹建文帝”作证,《纲鉴易知录》中还有:“永乐七年春三月,建文帝复至白龙庵”一条,称:“工部尚书严震使安南,密访建文帝,忽与帝遇于云南道中,相对而泣,帝曰:‘何以处我?’对曰:‘上从便,臣自有处。’夜缢于驿亭中。帝复结庵于白龙山,寻复舍白龙庵他去。”虽然都负有“密访建文帝”的使命,但严震却与郑和不同,严震是建文帝的旧臣,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犹在,旧主情难了,新君命难违;在对建文帝行踪绝对敏感的永乐年间,处在“两难”之中的严尚书,只能选择“夜缢于驿亭中”自处了。

这时史彬的从叔祖史弘从嘉兴赶来,在客堂见到老和尚,问史彬:大师从何而来?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说: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认,史弘说我曾在东宫见到过,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实相告。史弘顿首后,哭泣着询问近况。建文帝说:赖各位从亡者给我衣食,得以周旋于险阻之间。二十年来,战战兢兢,今日想来,可以终老了吧!随后在史弘的陪同下,游览天台山,到宁波渡莲花洋。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是年冬十月,建文帝下江南,至史彬家。十一月至宁波,渡莲花洋。”这是建文帝出亡二十余年来,首次见诸于文字,“下江南”是首次,直接到故臣之家也是首次。这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史彬不再会因建文帝而遭难;二是史彬不会因保全自己而拒建文帝于门外。

建文帝此时把实情告诉了御史,御史秘密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探望虚实。建文帝见到吴亮,脱口而出:你难道不是吴亮?吴亮说:不是。建文帝纠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鹅,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里拿着壶,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还说不是你!吴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脚趾有黑子,查看后果然,想不到几十年后能够见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视。

本来,建文帝出亡以后的踪迹是有线索可循的,可是,为什么线索竟会消失,而使之成为历史之谜的呢?

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这段文字至少透露出三个信息:一是建文帝的诗文被同住的僧人所窃,该僧还跑到思恩州府大叫:“吾建文帝也!”;二是知州岑英大惊,即报藩司,并飞马报朝廷。皇上下诏押解该僧入京;三是一直保护建文帝的旧臣程济也随同前往。此事震惊了京城。

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长子,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

从清初吴乘权等人编纂的《纲鉴易知录》看,公元1402年的“靖难之变”后,历经明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三代,直至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五年,建文帝朱允炆终于浮出了水面,有关建文帝踪迹的文字,在民间纪史的文字中均有记载,说是“不知去向”,其实历历在目。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分封于边疆及内地的藩王们,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他们个个拥兵自重。建文帝时时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们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夺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势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发难,其借口就是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发兵声讨,以“清君侧”。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建文帝朱允炆的踪迹进入了相对敏感期。

建文帝交代,今后互相以师弟称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礼。兵部侍郎廖平建议,随从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选没有家室之累又有膂力五人足够,其余遥为应援。当场决定杨应能、叶希贤称为比丘,程济称为道人,这三人左右不离建文帝;其余六人往来道路,运送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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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长孙朱允炆即位。出生于洪武十年的朱允炆,此时已是一个英姿勃发的青年了,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尔雅,却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他在位仅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台,祸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种下的。

譬如:在政治上不能与朱棣保持一致的方孝孺、铁铉、景清、练子宁,下场都很惨;方孝孺被灭了十族,铁铉被下了油锅,景清被剥皮碎肉,练子宁被割了舌头。斯时,血淋淋的事实就在眼前晃动,即使出于最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任何知道建文帝行踪的人,也得把严自己嘴上的开关了。这就是朱棣为了清除建文帝的一切影响,包括所有文字记录和建文年号的绝对敏感期。在这一时期内,传递任何有关建文帝踪迹的言论和文字都有可能掉脑袋。因此,经过绝对敏感期对有关建文帝文字记录的反复清理,使本来可以清晰了解建文帝踪迹脉络的线索,就这样在官方的文字记录中消失了。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门失守,长吁短叹,想自杀以谢国人。翰林院编修程济说,不如出走流亡。少监王钺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升天之前,留下一个宝匣,并且交代说,如有大难,可以打开。

永乐二十年秋,朱棣去世,太子朱高炽继承皇位,是为明仁宗。据《纲鉴易知录》记载:“是年冬十一月,赦奸党族属,并放还家,给还田产。上谓侍臣曰:‘方孝孺辈皆忠臣也,宜从宽典。’”对于建文帝朱允炆,朱高炽的感受与其父朱棣相比,显然有别。惨死于朱棣之手的“方孝孺辈”,不仅由“奸党”变成了“忠臣”,而且予以“宽典”。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对建文帝的“敏感度”开始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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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十年三四月间,一直随从建文帝的杨应能、叶希贤相继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赐名“应慧”。永乐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发作,程济进城觅药,才得痊愈。这使建文帝感到危机时时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经过,由程济笔录,写成《从亡传》,(明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建文帝亲笔写了序言,命程济藏于山岩中。

英宗正统五年,发生了一件“建文帝被执赴京师”的大事。《纲鉴易知录》是这样记载的:“建文帝好文章,能为诗歌,至是出亡盖三十九年矣。会有同寓僧者,窃帝诗,自谓建文帝,诣思恩知州岑英,大言曰:‘吾建文帝也。’英大骇,闻之藩司,因系僧,并及建文帝,飞章以闻。诏械入京师,程济从。”

皇帝命御史在宫廷中审讯,那和尚称:年九十余,且死,想葬于祖父陵墓旁。御史说: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现在是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后来查实得知,这和尚名叫杨应祥,钧州白沙里人。报告皇帝后,和尚被判处死刑,下锦衣卫监狱关押。

据《纲鉴易知录》记载:“僧称年九十余”,年龄不对,是时建文帝朱允炆年方六十四,显然,僧是假冒建文帝。但是,假“朱允炆”却说出了他的真要求:“且死,思葬祖父陵耳。”所以,与其说此僧假冒朱允炆以求其名,还不如说此僧是在与真建文帝演双簧,以探知当局的容忍底线。否则,一直保护和照顾建文帝的程济也不会随同进京了。在假朱允炆探出底线后,真建文帝终于现身了。由是,就有了“御史密以闻”,就有了老太监吴亮与建文帝朱允炆相见后的确认,就有了皇家的“迎建文帝入西内。”一个“迎”字,表明了朱棣的重孙朱祁镇对朱允炆的接纳,至此,建文帝的“敏感期”己基本消弥。难怪程济事后会感叹说:“今日方终臣职矣。”

朱元璋给儿子们封王建藩,并授予他们“清君侧”特权的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刘邦也采用过。刘邦建立汉朝后,立即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削藩”主张,引来了藩王的反叛——吴楚七国之乱,他们的借口就是“请诛晁错,以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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