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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员“公马私用”要挨棍坐监

时间:2019-11-13 18:59来源:中国史
其实,官员就算是因处理紧急公务用上了“公务马”,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骑马不能随便绕道探亲访友,绕道一里,打一百棍,每多绕道五里,多加一百棍,绕道的实在过分,吃两

其实,官员就算是因处理紧急公务用上了“公务马”,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骑马不能随便绕道探亲访友,绕道一里,打一百棍,每多绕道五里,多加一百棍,绕道的实在过分,吃两年牢饭;携带的行李也不能超重,多一斤,打六十棍,每多十斤,加六十棍,行李过分超重,坐监一年。朝廷规定得这么严,是为了防范官员借着乘“公务马”的机会,夹带私货做生意。这事在当时的确时有发生,朝廷不得不防。可是,规矩定得如此之严,官员骑着“公务马”去办事,简直跟坐在火山口上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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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宋代的广州城,租房、租马、租船,其实不算什么新闻。更有意思的是,锅碗瓢盆、珠宝首饰、衣服被褥都能租。假如你回到当年的广州城,在城门口跟路人聊一聊今天流行的“共享经济”,他们多半不会太惊讶,因为大宋广州城里什么都可以租,算得上“共享经济”的原始版。

曾看过一本书《宋朝完美生活》,文中写道:“‘四爷定了先走陆路到万州,而后转水路回杭州,得先雇车。让大河这两日去市上的几家车行看看行情。’钱氏对碧烟道。碧烟想了想,‘奴婢省得,看这些东西怎么也需要两辆太平车,三牛厢车一辆给仆从,两辆独牛厢车给四爷、四娘子和小娘子,还有随身侍婢和小厮。’”作者短短的几句话,信息量很大,描绘了一幅宋代“春运”回家过年的出行图。文中既说明了宋代“春运”的方式是坐客车,也介绍了用车方式是雇车,就像我们今天长途客车,分为客车和货车两种,拉物品的货车叫太平车,租了两辆;大客车叫三牛厢车,仆从乘坐;高级点的小客车叫做独牛厢车,给老爷小姐坐。

据史料记载,按宋代朝廷的规矩,只有在去地方赴任、巡查审理重大案件、视察河堤海防、抚恤灾民以及处理边境事务等情形下,官员才可以使用“公务马”,并凭朝廷签发的“头子”——“公务马”使用凭证,到递铺借出马匹。官员处理一般公务,能用上“公务马”的机会微乎其微,至于办私事,擅自使用“公务马”,不但官员要受仗责,连私自出借马匹的递铺首领乃至地方大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坐车回家过年很时髦

擅用“公务马”要受严罚

骑马、坐轿在交通高度发达便捷的今天看来慢死了,那时的“春运”怎么办?其实,客车在宋代已经出现了,那时人们乘坐客车回家过年已是件很时髦的事。

处理一般事务可选“出租船”

那时的交通条件,租赁一匹马骑着回家过年,就像今天我们打的一样方便,尤其是在东京这样的大都会,打理经营出租马匹业务的门市很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杂赁》记载:“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也就是说当时在京师城内乘坐出租马,大概最远不超过100文即可。该书同时还记载,独牛车之类“亦可假赁”,还有“赁轿之家”。

前一阵,我们在专栏里聊过宋代广州“快递哥”的诸多八卦。其实,作为“快递哥”的工作地点,递铺除了运输传递官方文书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各路官员提供“公务马”。不过,“公务马”的使用规矩多多,不管是知州、府尹,还是宪司、知县,谁要是错了规矩,挨几顿板子还算运气,弄不好吃上一年牢饭,也不是不可能。

打“马的”很方便,

办宴会可以“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还不算稀奇;更稀奇的是,办丧事,也可以“乜都租”。宋代广州城里有专营“赁凶具之家”的店铺,称为凶肆,供客户租赁使用的丧葬用品应有尽有。有些人家苦于经济拮据,舍不得请人做丧服,凶肆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所以捎带还提供丧服租赁服务。不过,宋人做生意,特别讲究“各有地盘,各分其职”,办丧事时要备的酒席,凶肆是不能插手的,主人必须求助于茶酒司和厨司。

就像今天的出租车一样

广府市井系列

1月24日,2016年度春运正式拉开帷幕,高铁、飞机是现代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那距今千年的宋代人又是如何回家过年的呢?如果你有幸穿越来到大宋的首都东京,也称汴京,在街上看到飞驰而过的骑马人,带着大包袱小行李,你别以为都是公干的官人官差,好多是回家过年的游子打的“马的”;还有从你身边呼啸而过的各类厢式客车,也是很时髦的春运工具。

话说,北宋年间的官员,出门骑马、坐船是常事,轿子却很少坐。按照儒家的民本思想,找人抬轿,那是“以人代畜”,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大多不屑为之,到了南宋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轿子才慢慢流行起来,市面上也出现了专门出租轿子的店铺,不管是官员办事,还是市井平民结婚办喜事,只要出钱,都可以租一顶轿子来坐坐。

这一组三辆车一起出行,既能多拉客人,也便于长途互相照应。有了带卧铺的“三厢牛车”,那时的“春运”已经很便捷了。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不仅房可以租,“车”可以租,锅碗瓢盆、衣服被褥也都可以租,你会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个地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对,咱说的就是千年以前的广州城,一个什么都可以租的国际商都。今天,咱们就一起去体验一番吧。

客车宋代已经出现,

“公务马”规矩多

熙宁五年,正是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前夜,大宋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此时有一个日本僧人叫成寻来到中国,来到汴京作旅游访问。他把这次访问写成了一本书《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了他此行的收获和感受,书中对他在汴京的交通情况记载比较详细。可以例证当时大宋首都的马匹租赁交易情况。成寻来到京师开封后,通过记录来看主要以马为代步工具,而且全部是租赁的。从住处前往皇宫,一行8人加翻译租了9匹马,付钱900文,合每匹100文:“马人人与钱九百文了,各百文有也。”数日后的一天租马9匹,参拜了几处大寺院,付钱1贯500文:“今日借马九匹,与钱一贯五百文了。”每匹约167文,大概属于包天的价格。次年正月又两次租马,每匹约支付100文:“借马九匹与九百文毕。”三月,又租马到显圣寺,价钱是70文:“马各七十文毕”;租马到吴枢密家,价钱是100文:“马人与百文”;次年四月,“三藏共行寿圣院尼大师斋所,通事、小师二人同去。路极远,三十里,北门外院也……马人与一百五十文。”所谓的150文,自应是每匹马的乘骑价格。来回60里,每里平均2.5文,看来起步价不高。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成寻之所以选择打马的,主要是便捷,价格不高也是重要原因。

商人就不一样了,花点钱租一匹马,办事要快得多。虽说岭南本地出产的土马身形矮小,骑着不是特别体面,但广州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外贸港口,故而市面上身形高大的“洋马”也不少,地方官还将进口的“洋马”进贡给皇帝呢。

成寻在中国期间,除了“打马的”之外,还“打轿的”。据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一书记载,后来他来到杭州短暂停留,前往灵隐寺拜会高僧后,被用轿子送回住处,支付轿夫每人50文:“轿子担二人各五十文”,共100文。他又在剡县城内从住处到国清寺之间用轿子,“轿子功七十文”,花了70文;继续前进向邻近的新昌县,“私以六百七十文钱雇二人乘轿,余人徒行。过三十五里,至新昌县”。以670文雇了一顶二人抬轿子,行走了35里,约合每里每人9文多。到台州后拜访寺院、官府,用轿多次:“担轿二人,各与六十文钱”,共120文;又一次“担轿二人,各与钱卅文”,共60文;又一次“轿人各与二十四文钱了,共48文”。大概是在本地的短途数十文到100多文,到邻县的长途数百文。

宋真宗年间,广州知州邵晔病重,他的儿子远在湖北,心急如焚,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于心不忍,擅自借了一匹“公务马”给他,结果“公务马”累死在途中。按说邵晔在当时是有名的好官,在广州主持挖掘了南濠,使老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而深受爱戴,但一码归一码,私自借用“公务马”的邵公子还是受到了惩罚,而擅自出借马匹的梅询也被降职处理,宋代“公务马”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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